狼皮

问题1：荆楚网和南方都市报记者的描述为什么差距那么大?按照荆楚网的说法,谁先动手拉扯?一个年近60岁\右臂残疾的瘦弱老太太,经得起6个训练有素的彪形大汉的拉扯吗?拉扯还是群殴?既然双方对事实的描述差距那么大,现场录象为什么不予公布?

问题2:陈老太太被打得神志不清趴在地上,为什么不立即送往医院抢救，而是送往省信访中心？9:10-9:26,陈被群殴打趴在地,9:26-9:56,被打得神志不清的陈趴在地上近半个小时;9:56-11:52，陈在信访中心被两名警察看守将近2小时,直到陈玉莲缓缓清醒过来后，打电话给丈夫求救，11点52分陈才被解救出，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两名警察为什么对伤员无动于衷?别说她是省政法委维稳办黄厅的夫人,就是一般的上访人员晕倒了,你怎么能麻木无情?

问题3：如果说陈玉莲被达到的地方离省信访中心的一个公安室最近，人家好心好意地让她到里面休息还说得过去，可是她是被人用车拉到了省信访中心，可见她被打倒的地方离省信访中心并不近。那么，拉她到省信访中心的“人”又是什么人，拉人的车属于哪个部门?湖北省维稳办副主任黄厅夫人已经亮明身份，你不马上把她送往医院急救，而是送往那么远的信访中心，你这不是故意破坏“维稳”吗？中间是否还有什么猫腻？

问题4：执勤民警属于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怎么跑到省委大院里面执勤？荆楚网为什么不注明他们的另一个身份：信访专班？信访专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常设还是临时设置机构，属于谁管辖，经费开支又由谁出？为什么正规执勤的时候不穿制服，而是“身着黑色圆领衫、红色短裤衩、戴着粗项链”满口粗话的街头流氓地痞形象？
陈玉莲(湖北省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夫人)到底是在和谁“拉扯”，恐怕自己的丈夫心里最清楚，当他看到老婆被群殴暴打却被荆楚网描述为“拉扯中—陈玉莲受伤”，不知道这个当年的维稳全国先进代表是如何感想的?荆楚网为湖北省新闻网站，是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管，湖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以新闻为主的大型综合性门户网站，在描述这样一个“拉扯”事件时是否全面、客观、准确、公正？荆楚网的记者们，请把手中的录音笔握正握紧喽,免得在和南都记者以及全国网友的“拉扯”中无辜被抢!

“大水冲了龙王庙，公安便衣把湖北省政法委领导家属当做上访对象给暴打了！而且这事，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省委大门口。”昨日，网上热传“打错门”，网友纷纷以“太搞”、“很魔幻”、“生活比小说更有想象力”、“令人发指”发表评论，也有很多网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7月20日《新民网》)

真是“大水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一个小派出所的警察，竟然敢暴打省委政法委副厅级干部的家属，简直是“前无古人”的举动。殊不知，警察打政法委的亲属，就等于玩火或者摸老虎的屁股。但是，这次不仅摸了老虎老婆的“屁股”，还歇斯底里的暴打了“老虎老婆”，而且，打人的便衣还大放厥词 “省长的老婆我们都打”。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打人的原因却是一句带有戏剧性的台词“打错了”。

那么，打错了，究竟错在何方？

从双方的实力来看，一方是6个身强力壮，经过防暴训练，并有丰富战斗经验的6个警察；另一方是一个只有82斤重，而且右臂残疾的58岁老人，双方的战斗规模是6:1。而且，6个警察采用的是车轮战术，并临场发挥了日本的相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对方打晕，不给任何解释的借口和理由。那么，打错了，是否就意味着警察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以强欺弱，以壮欺老，以多欺少？而应该一对一的进行单挑，或者重新打一场。

事后，武昌区分局政委说“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言下之意是，大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其他小领导的夫人，以及市民和老百姓，就可以随性所欲的打。那么，打错了，是否意味着这位政法委领导家属，在一次不经意的巧合中，充当了“替死鬼”的角色？而警察错把“李逵”当成“李鬼” 欺负，错把“针刺”当成“鲜花”献给领导的家属。

这名政法委的家属被打后，当她给自己的老公打电话求救时，对方却认为她在开玩笑。可见，这件事情也出乎政法委副厅级干部的意料之外，因为，按照常理，政法委厅级干部的老婆，别人只有敬畏的份，怎敢动她的一根手指？但事实是，自己的老婆就在自己工作的大院门前，被一群便衣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暴打和辱骂，这事换谁都不会相信是真的。

光天化日之下，政法委厅级干部的老婆都沦为了“鱼肉”。那么，上访群众有何上访的权利和自由可谈？他们只能站在两个门的夹缝中哭天喊地，往前走一步，就被打的遍体鳞伤，估计比政法委厅级干部的老婆还要惨，往后退一步，在一个丑恶的世界中难以找到一份安身的净土。所以说，当“老虎”都没安全感时，我们这些安分守己的“兔子”只能含泪吃草。

如果把“腐败严重不严重”或“有没有腐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面对现在的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种议论流传得很广泛，即改革前的“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固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绩，但付出了道德、社会风气和社会公正的代价，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它认为：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

　　简单地支持或是反对这个说法，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在这个口号影响下，确实有不少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真的相信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平等的时代。

　　有必要首先破除这个一厢情愿的美化。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决非伊甸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四清”运动可以说明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谋取私利有多么严重，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利用“反官僚特权”的口号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说明当时社会矛盾有多尖锐。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人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的话描述了一幅什么样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对立的图景。

　　那个时代的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甚至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在升学、提干、参军等前途攸关的大事上待遇是大不一样的，而更广泛、更严重的是，人们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从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后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曾有一个叫杨国庆的青年，因为“阶级路线”政策而对前途绝望，在友谊商店砍伤一名非洲和一名欧洲外交官。杨犯被处死刑当然属于咎由自取，但反过来也可以想想，当时没有铤而走险但类似绝望的年轻人有多少。这种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在文革中发展成为赤裸裸的血统论，以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著称，最突出的表现是1966年在“红色恐怖的8月”中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

　　后人了解和评价以前的社会状况，基本上依靠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多半依赖自己的个体经验。问题在于，和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时代相比，当时是极其封闭的，所以，关于以前的贪污、腐败，从文字和记忆中能了解的情况是少之又少。

　　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关于飞机失事，直至80年代还属于“阴暗面”不准报道，难道我们可以说，中国真是今不如昔，以前飞机从不出事，现在经常出事?第二，以前谈论“阴暗面”消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要受到处罚。比如60年代初城里的职工回乡探亲后知道农村饿死了很多人，回来后谈论就被加上“丑化社会主义”等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负面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可以想一下，60 年代初仅河南信阳地区饿死的人就达100万以上，但有多少人知道?所以，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的程度，是不可靠的。

　　上面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否认现在的特权、腐败、社会不公问题不严重，也不意味着因为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对任何单项指标作今昔对比时就只能说现在好。应该看到，因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贪污、腐败的机会、诱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的原因主要是钱权交易，毛泽东时代是突出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钱还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经济的空间比现在小很多。纯粹就事论事，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我们需要澄清和争辩的，是那种言外之意，即对改革开放作整体性的否定，主张回到过去。

　　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尽管过去年代与现在年代，在腐败上有程度和规模的不同，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如果把“腐败严重不严重”或“有没有腐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中宣部，一个有权力开除编辑、取缔报刊的政府部门禁止对学校的救援行动进行报道。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自由朝鲜广播2010年6月29日援引朝鲜内部消息人士称，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近日突现大量谴责金正日体制的传单，会宁市保卫部紧急动员保卫部人员，到处回收传单。

　　消息人士称：“25日凌晨5点，会宁市保卫部向下书包委员们下达非常动员令，秘密地实施了回收传单的工作。”；“25日凌晨5点，道保卫部接到报告称，会宁市的某地区突然出现了大量传单，保卫员们正在彻底收缴传单。”；“会宁市保卫部当天上午11时完成了对传单的收缴和销毁工作。”；“道保卫部下令会宁市保卫部必须查明传单的来源并严格保密，不要让普通居民知道此事。”；“会宁市保卫部还在秘密地调查居民中是否有人捡到或读到传单并散布传单内容。”

　　如此看来，朝鲜内部的“维稳”，将开始大规模地针对国内普通民众。

　　此前，朝鲜的“维稳”，从公开报道的新闻上看，特征与趋向有三：一是以对官员的清洗来平息民愤；二是针对脱离金正日封建残酷统治逃奔西方、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民众；三是针对中国人。似乎很少见到朝鲜如何针对国内老百姓的“维稳”活动，相反都是动辄10万人对美国的示威游行等。

　　媒体报道，今年3月10日凌晨，朝鲜国防委员会突然召集劳动党副部长级、各省副相级以上高官乘坐大巴到位于平壤顺安区域的康健军校，在军校射击场里，曾经主导货币改革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和副部长Kim Tae-yeong被捆绑在一起。高官们一看他们就知道国防委当局要实施公开枪决。一名目击者称：“朴南基被保卫部人员殴打，脸部肿起来，连眼睛都睁不开。旁边有曾经负责货币改革实际业务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副部长Kim Tae-yeong被捆绑，嘴巴也被勒住。”审判部公布：“朴南基和Kim Tae-yeong两人并没有正确把握现实情况，盲目实施货币改革，这给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经济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成立‘民族逆反罪’。”然后向每人发射9发子弹。

　　朴南基是在民意急剧恶化的时候突然被执行枪决的。他被枪决之前，朝鲜采取了关闭市场、禁止使用美元等货币改革后续措施，这致使国家机构和企业等接连关门，导致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一位中国企业家表示，“2月去平壤时发现，除了高丽宾馆和羊角岛宾馆之外，所有餐厅都关门，险些饿死。”该企业家表示，“劳动党下属企业中也有很多因得不到分配而停工，街头出现饿死的人后，朝鲜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下达了特殊措施。”他所说的措施是指，人民军下令各军将军粮发放给驻扎地的饥荒地区，各地党组织也下令让指导员负责养活各个郡面临饥荒的人。据悉，根据这一指示，第一军负责黄海南道地区，第二军负责黄海北道地区，西海舰队司令部负责平安北道地区，他们开仓发放军粮，阻止了大量人饿死的事态。但恶化的民意并未因此而好转，而且也没有其他处理失败后果的手段，所以朝鲜当局只好把朴南基当成替罪羊。

　　这次，除朴南基和Kim Tae-yeong被公开处刑外，还有100多名高层干部因各种罪名被罢免，其中包括统一战线部下属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局长 Park Gyeong-cheol。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可能一边推进大规模肃清工作一边宣传称：“干部作风不正导致人民生活困难。”朴南基被公开处决后，朝鲜干部社会饱受着其“后遗症”的困扰。据说，部分高层干部甚至愤怒地说“怎么能以这种方式处决劳动党干部”、“金正日彻底疯了”、“等到我们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也会这样被杀死”。

　　朝鲜当局从处决朴南基后的4月份开始全面动员劳动党宣传部，发表控诉干部不正风气的演讲称“当今共和国是只有干部过得好的国家”，同时开始展开大规模监察活动，以杜绝干部不正之风。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干部社会从今年春天开始出现“缅怀金日成时代”的氛围。据说，很多干部露骨地指责称：“金日成时代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纷纷怀念“金日成时代”。朝鲜内部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从这种现象中可以看出朝鲜体制的支持者也开始渐渐远离金正日。”金正日将三次担任金日成责任秘书的崔永林（81岁）任命为新任内阁总理，和干部们缅怀金日成的氛围不无关联。

　　以对官员的清洗来平息民愤，成了朝鲜当局“维稳”的一招杀手锏。

　　近日，由朝鲜“脱北者”组成的民间学术团体“NK知识人连带”表示，朝鲜已向中国东北地区派遣了60人，成立20 个小组，逮捕已获得韩国籍的“脱北者”。

　　“脱北者”又称“逃北者”，原是专指从朝鲜亡命到南韩的人，现在泛指所有从朝鲜逃出来的人。据估计，在中国大约有1万1000名到3万名“脱北者”。据韩联社报道，“NK知识人连带”表示：“朝鲜称脱北者为越南者或叛逆，并指称他们在中国进行反共和国的阴谋”、“为了铲除这些叛逆，6月 27日向东北地区派遣了60人逮捕组。他们由保卫部、保安部、侦查局的工作人员组成，每3人一组。”相关人士还说：“中国吉林省某市的缉毒小组6月29日逮捕了3名朝鲜人，并查出了携带的15公斤毒品，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嫌犯自称是前来逮捕脱北者的逮捕小组。”报道引述消息说，逮捕活动由朝鲜保卫部主导，目前在沈阳、丹东、长春、延吉等地展开活动。

　　自2009年11月开始，朝鲜对具有反金正日体制倾向的“脱北者”进行“扫荡”，“脱北者”失败后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譬如送去集中营羁押受虐，甚至被判为 “叛国罪”而受到极刑，其在朝鲜的家属亲戚往往也受到牵连。

　　有分析认为，朝鲜以2009年11月下令暗杀前朝鲜劳动党书记黄长烨为信号，开始了对“脱北者的扫荡”。前朝鲜劳动党秘书长黄长烨，是朝鲜叛逃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他曾经是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的心腹，也是金正日的导师，负责他的教育。黄长烨对金正日的评价是：“金正日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为紧紧抓住权力会不惜一切代价。”黄长烨还认为，美国和朝鲜在1994 年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个错误，因为只要美国继续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金正日就会把援助用来制造更多的导弹和核武器，因为他绝对不是愿意和平相处的那种人。

　　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李祚远表示，2009年11月至12月，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首席副部长禹东测和人民保安相朱相成先后访问中国，可能同中方就脱北者问题进行了讨论。“尤其是在国内定居的脱北者暂时前往中国后失去联系的情况，仅今年就发生3至4起”。另据朝鲜内部消息人士称，朝鲜政府已经向各地区公安机关下达通知“彻底惩罚脱北者等民族叛逆势力”。此后，朝鲜全境开始大力查处与脱北者等外界联系的居民。生活在朝鲜中国边境的脱北者家属被驱逐到内陆，三、四年前被发现与外界通话的居民再次接受调查。

　　朝鲜政府并通过“民族和解协会”发言人谈话，一一列举韩国脱北者团体实名，公开威胁说“将成为第一个处决对象”。朝鲜安全部门一位官员介绍说，政府对脱北者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是由于朝鲜认为“以黄长烨为首的脱北者的‘反金正日’活动已经达到了威胁朝鲜体制安全的程度”。在“脱北者”散发的对北传单内容中，包括在朝鲜人人避讳的“金正日家谱”等。这些传单对继承人金正云的偶像化工作，是一项很大的阻碍。对北电台有关负责人表示，“脱北者出身的播音员用朝鲜居民容易理解的语言进行播音。在最近的脱北者中，有不少人是在偷偷听取对北广播后决心离开朝鲜。”目前，共有13至14家电台面向朝鲜播出。韩国内的脱北者人数即将超过2万，在中国等国，也有3万至4万多名“脱北者”。

　　针对脱离金正日封建残酷统治逃奔西方、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民众进行扫荡，是朝鲜“维稳”的一大重要而色。

　　此外，有消息称，朝鲜当局因为对中国的对朝谍报活动深感不安，2002年开始由国家安全保卫部组织实施“捕杀中国狗（间谍）”的行动。6月28日，朝鲜“脱北者”组成的民间学术团体“NK知识分子连带”说，金正日2002年6月通过写给国家安全保卫部的信件下令，全体国家保卫部要开展“捕杀中国狗（间谍）”的工作。当时金正日指出，“随着经济困难，人们的国家观日渐淡薄。中国的坏蛋们趁此机会收买见钱眼开者，加强对我们的谍报活动。”消息人士说，正是从那时起，国家保卫部写给金正日的报告书上开始出现“中国的坏蛋”、“中国狗” 等字样；“表面上似乎加强朝中之间用鲜血打造的友谊，但是事实上，他们把中国当成是敌对国家”；“保卫部进一步加强了对隐私旅行者、贸易业者、走私人员们的监管力度”；“当中国开始加强朝中边境地区的武力时，朝鲜当局认为那是中国和韩国合伙腹背夹攻，表现出极度的紧张。”

　　消息人士强调，货币改革后，朝中之间的不和谐音符日渐加强，中国对朝鲜的鄙视日渐凸现；随之当局下令，相比于韩国、美国间谍，更需要严格监督“中国狗”。

　　最近的国际新闻似乎也印证了上述朝鲜内部人士的说法。据媒体报道，2名中国商人在朝鲜慈江道晚浦市遭到保卫部的逮捕，在接受间谍嫌疑的调查过程中，6月20日被殴打致死。这2人是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的商人，他们以旅游的名义抵达朝鲜，但却脱离了旅游的路线，进入军事装备的制造区，在军工企业的工人家中住了10多天，经举报，遭到逮捕，当时身上携带照相机和录音机。据悉，包括朝鲜族等不少中国人以旅游的名义前往朝鲜，然后脱离旅游路线，深入朝鲜境内兜售他们随身携带的商品，该行为被俗称为“跑单帮” 。上述2名商人在逮捕时曾表示，照相机和录音机是兜售的商品，但是朝鲜保卫部不但没有接受兜售商品的辩白，反而活活地打死了2人。

　　朝鲜消息渠道说，事故后，朝鲜向中国方面交代了间谍活动和相关调查，中国则要查尸验证，但被朝方予以拒绝。

　　由此可见，朝鲜“维稳”的又一个特色，就是直接针对中国人。

　　2名中国人在朝鲜被打死并非偶然，6月4日朝鲜军队在边境也开枪打死了三名中国人。事发后中国媒体一直沉默，直到6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才证实了中国边民遭朝鲜军人枪击事件。并说中方“高度重视”，立即向朝方进行了“严正交涉”。同一天，中国《环球时报》记者在丹东官方协助下报道此事。该报道说，遭枪击的中国船只在晚间开到朝鲜新义州附近，船上的边民用朝鲜语与对方来人搭话，在手电筒光照下，才发现对方是朝鲜边防军。朝鲜士兵没有确认来者身份就开枪了。报道中，《环球时报》还说，“据说这人是拿朝鲜护照长期在中国居住的朝鲜人。”《环球时报》引述当地不明身份的“知情者”说，中朝边界经常发生这类事件；“越界捕捞者或搞非法贸易的人员被朝方追赶时，有时因为紧张导致翻船淹死。也有时朝方人员上船查没时，中方人员与其发生争执而受伤等。”当地官方转述朝方解释：因“天安”号事件，朝鲜方面提高了戒备，中国边民讲朝鲜语，又身穿迷彩服，朝鲜士兵有可能以为是韩国间谍，所以就开了枪。据说，朝方表示“愿意慰问和抚恤死伤者家属，同时希望不要因为此事影响中朝关系。”

　　官媒的“朝鲜士兵有可能以为是韩国间谍，所以就开了枪”，似乎振振有词。但中国人在朝鲜境内被活活打死，理由却是“中国间谍”。不知道现在官媒又有何说辞？！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在中国被称为“抗美援朝”， 至少数十万中国青年战士为援助朝鲜而牺牲。就在抗美援朝60 周年的今年6月，多名中国人在朝鲜被打死，让人意识到牺牲至少数十万中国人的边际效益已经全部消失，朝鲜根本不领情，也不买帐。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赫塔·穆勒在接受韩国文艺季刊《文学村》的采访时说：“朝鲜的恐怖、贫穷的规模和状态让人无法想像。感觉无异于大型收容所。”穆勒痛批朝鲜称：“朝鲜已告别历史与文明。”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在朝鲜军队枪杀中国平民后评论，“俄国海军开炮打死许多中国船民还沉了船，这次朝鲜又击毙了几个倒爷，（中国）富了却仍被恶邻们调戏耻笑。”

　　这中外两位著名文化人的评论，一庄一谐；但都值得中国人认真思考。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辽宁迅驰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夏俊峰爱人张晶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夏俊峰故意杀人一案的一审辩护人。首先我代表夏俊峰及其家人向受害者家属不幸遭遇深表歉意和不安。同时辩护人认为,夏俊峰只应承担与其罪过相适应罪名和刑罚。
以下是我的辩护意见:
一、执法人员违法行政系本案的起因
1、行政程序违法
首先,行政执法人员没有出示执法证件。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检查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本案中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沈河分局(以下简称行政执法沈河分局)执法人员执法的时候没有向夏俊峰出示执法证,违反了法定程序。
　　其次,执法人员暂扣夏俊峰煤气罐没有合法手续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本案中,行政执法沈河分局在暂扣夏俊峰煤气罐时,不但没有经过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更没有没有向夏俊峰出具《行政执法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在行政机关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夏俊峰完全有理由拒绝行政机关所谓“暂扣”煤气罐的行为。
　　2、沈河城管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行政执法沈河分局不是公安机关,无权约束公民的人身自由,但是在本案中,行政执法沈河分局执法人员却将夏俊峰强行拉上车。非法限制夏俊峰的人身自由。
　　3、执法人员暴力执法,直接导致案件发生,夏俊峰有防卫情节
　　第一、2009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在南乐郊路与风雨坛街交叉路口,十多名执法队员非法扣押夏俊峰的物品(煤气罐) 并且殴打夏俊峰。甚至在夏俊峰的爱人张晶下跪求饶的情况下,执法队员仍不罢手。殴打过程中致使夏俊峰鞋底掉落。
　　祖明辉在公安笔录中也明确承认:夏俊峰的煤气罐是被“夺下来”的(卷三第34页第I5行),显然沈河城管对夏俊峰并非“说服教育”。
　　但是夏俊峰没有还手,卷宗的证据材料里甚至连执法队员都没有提到夏俊峰在现场曾回击执法队员。
　　在东西被抢,自己被打,妻子下跪的情况下,夏俊峰居然没有还击执法队员足见夏俊峰胆小与软弱。
　　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繁华的闹市之处,在大庭广众之下执法队员对一对夫妇大打出手,即使在下跪求饶的情况下仍不摆手,足见部分执法人员的野蛮与嚣张。
　　第二、2009年5月16日上午11时左右,夏俊峰被强行带到执法队后,就发生了血案。虽然在伤害现场的只有申凯、张旭东和夏俊峰三人,而申凯和张旭东已经离我们远去。

（种豹评曰：“离我们远去”这一说法太抒情化，应改为：“已到阴曹地府城管执法队任职，无法出席本庭作证”）

但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是能够证明夏俊峰对案发当时的描述是真实的——即申凯首先殴打夏俊峰,接着张旭东也跟着殴打,夏俊峰被迫自卫,用随身携带的平时切肠用的折叠刀将申凯和张旭东刺伤并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夏俊峰在被抓后,即要求办案警官将其胳膊上被打的伤拍摄下来。如果夏俊峰没有被打,身上不会出现伤痕。
　　在申凯的《鉴定书》中,关于体表检验第4条记载:左臂内侧在14厘米X4厘米范围内有三处青紫变色,大者O.5厘米XO.4厘米,小者04厘米XO。4厘米;第5条记载:左手背在9厘米X7厘米范围内有二处皮肤紫红变色,大小分别为O.4厘米XO.3厘米,0.5厘米XO.3厘米;第6条记载:右上臂中内侧中段有5厘米X3.5厘米皮肤青紫变色。
　　显然申凯在去世之前曾与人打斗。因为夏俊峰在市场没有和申凯动手,所以申凯身上的伤痕一定系在回行政执法办公室后形成的。
　　也就是说,回行政执法沈河分局办公室后申凯殴打夏俊峰并与夏俊峰发生了肢体冲突,致使申凯身上留下了上述伤痕。
　　事情并没有结束,张旭东随之也殴打夏俊峰,夏俊峰被逼用刀自卫。
这与夏俊峰的供词是吻合的。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聪明的旁听人员:
谁能相信,政执法沈河分局执法人员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殴打夏俊峰,在夏俊峰爱人下跪求饶的情况下仍然毫不怜悯,却在行政执法办公室温柔而耐心地对夏俊峰说服教育?
　　谁能相信,夏俊峰在闹市区被打不还手、在东西被抢的情况下不还手、在自己爱人下跪求饶的情况下不还手,却在行政执法办公室,在政执法沈河分局执法人员说服教育下无缘无故地用刀伤害申凯和张旭东?
　　夏俊峰还指望继续卖鸡柳维持生计;更何况,申凯身高1.82米,张旭东1.8米,而夏俊峰才1.65米,他怎么可能先主动手殴打两名执法队员?
　　法律赋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对集中行使行政管理处罚权的目的是让城管更好地为这个城市服务,让人们生活的更美好。法律没有赋予执法人员违法扣押他人物品,随意限制人身自由,随意殴打他人的特权。
　　《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部分执法人员殴打夏俊峰的行为系对基本人权的公然践踏。
　　虽然我们不希望看到申凯和张旭东受伤去世的消息,但是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夏俊峰被行政执法沈河分局执法人员殴打受伤或者致死的消息。
　　夏俊峰两次被打,在当时情况下,无法寻求公权力的保护。我们不能苛求夏俊峰对非法的暴力执法行为永远打不还手,也不能放纵暴力执法。在公权利暂时无法救济的情况下,法律应当容忍夏俊峰对暴力执法的适度防卫行为。夏俊峰只应当对防卫过当的部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夏俊峰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构成故意伤害罪
　　1、从申凯和张旭东的死亡原因来看:
　　根据法医鉴定:申凯与张旭东均系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医学上:有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与失血性休克死亡区分。两者的区别是:急性应该是主动脉出血,失血快,休克快,死亡快。而失血性休克死亡,则是,次动脉或静脉出血,时间较长。第一种不易抢救。第二种抢救及时不至于死亡。
从申凯和张旭东抢救的病历来看:二人均是在2009年5月16日中午11点19份送至463医院抢救,12时25分死亡。而夏俊峰刺伤二人的时间为2009年5月16日11时。从事发到送至医院抢救耗时为:19分钟。
　　我们做了一个试验,从行政执法局打车到463医院耗时为:5分钟,其中还等了一个红灯。
　　行政执法沈河分局自行将申凯、张旭东送至医院的过程中,耽了宝贵的抢救时间,也是申凯张旭东失血性休克死亡的一个原因。
　2、从被告人夏俊峰主观心态看,夏俊峰并没有杀人的故意
　　《刑法》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而故意的内容则是主观的东西,需要通过客观来反应。不但要考虑案产生的后果,更要要考虑到案发时的客观情况,才能对故意的内容做出正确的判断。
　　本案中虽然产生了两名受害者受伤后身亡的后果,但是主观上却存在这样的问题: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致死？这就要客观分析当时的情况。
　　夏俊峰是在自己两次被无端殴打的情况下,自己的财产非法扣押的情况下,才使用平时用来削肠的刀进行自卫的。另外在防卫的过程中,夏俊峰自己也永远失去了右手食指。其主观目的不是为了杀死被害人,而是为了免得自己被无端伤害,系自卫。
3、从犯罪使用的刀具来看
　　犯罪适用的道具系其平时工作使用的刀具,并非有预谋准备。
三、夏俊峰平时表现好,真诚悔罪,主观恶性小
　　1、案发前,夏俊峰与其妻均为下岗职工,虽然收入低微但自食其力。平时表现很好。
　　2、本案中,夏俊峰系典型的激情犯罪,且被害人有重大过错,这与有预谋的犯罪存在很大的差别,主观恶性小。
　　3、夏俊峰系初犯
　　4、庭审中辩护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夏俊峰在被抓时曾主动举手示意。夏俊峰系主动投案的倾向。
5、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夏俊峰如实坦白罪行。
6、夏俊峰真诚向受害者家属道歉,真诚悔过
　　7、夏俊峰愿意赔偿受害人家属。
　　在整个刑事卷宗中,公安机关除了询问行政执法沈河分局的工作人员,却没有对现场其他的目击证人进行询问。由于政执法沈河分局执法人员系暴力执法的利害关系人,所以未必能客观地反映当时案发的事实。
比如,张伟在2009年5月16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提到两点:
1、张伟没有看到夏俊峰刺申凯和张旭东,也不知道申凯和张旭东被谁刺的。(卷三17-lS k)。2、张伟自己被刺伤的情况是这样说的:“等我回到队门口时,看到夏俊峰手里拿着一把刀向我冲来,我正向屋里里走,他迎面就给我一刀(卷三17页14行)”但是在在2009年6月22日的询问笔录中却说:“当我刚走进办公室,夏俊峰背对着我,正用力扎张旭东,我一看情况不好,就过去拽了夏俊峰一下,当时我把夏俊峰拽到旁边的墙附近,夏俊峰就回收用刀扎了我一刀。(卷三第20页第5行)”很明显,同一人对同一事实的描述大相径庭,矛盾百出。
　　要想真实完整地了解案情就应当询问当时其他在场的目击证人。
　　辩护人认为: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违法行政,且被害人申凯、张旭东有重大过错,这是导致本案的直接原因;夏俊峰构成故意伤害罪,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夏俊峰在本案中具有防卫情节;另外夏俊峰真诚悔罪,主观恶性较小,且愿意赔偿给受害人家属。故请求法院对夏俊峰从轻处罚,以彰显刑法教育挽救之目的。
　　中国有句话叫:欲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
　　和谐社会的建立不但要求相对人守法,更应当要求执法者对公众诚信、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只有执法者首先严格守法,才能教育相对人更好地守法。
　　以上辩护观点供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范玉龙